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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生态维护认识:唐代开通士人构成共识 - FFP.OSIFU OASIS - 动植物保护FFP.OSIFU OASIS

本文摘自:《求是》2010年第2期,作者:王子今,原题:《中国古代的生态维护认识》

作者简介: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掌管完成国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讨》等。

中国古来就十分注重天人关系,注重对生态环境的维护。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认真整理、总结和研讨我国古代有关敬重生命、维护环境和珍爱资源的文化思想与观念,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特别是吸取其中积极、合理的成分,关于我们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展开观,维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谐和可持续展开,具有十分重要的理想意义。

《月令》与相关礼俗

秦国宰相吕不韦固然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他招徕天下之士编成《吕氏春秋》,却是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作出的突出贡献。《吕氏春秋》有《十二纪》。有人问其中的思想要点,吕不韦明白回答,就是要调整天、地、人的关系,使之调和,要点则在于无为而行。《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系统地引见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天象规律、物候特征、消费程序以及应当分别留意的诸多事项。其中触及生态环境维护的内容,特别值得我们注重。例如,孟春之月,要祭奠山林川泽之神,所献祭品不得用雌性禽兽,当月还遏止伐树,不得破坏鸟巢,不得杀害怀孕的动物和幼小动物,不得取禽类的卵。仲春之月,遏止破坏水源,也遏止熄灭山林。季春之月,遏止用弓箭、收罗、毒药等各种方式猎杀禽兽,也不许伐取桑树和柘树。此外,又有孟夏之月不许中止大范围的围猎,仲夏之月不许烧炭,季夏之月遏止砍伐山林等规则。成书于先秦秦汉时期的《逸周书》的《周月》、《时训》、《月令》等篇,以及《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等,也有相近的内容。

以《月令》指导政策,可能在西汉中期以后更为明白。《汉书·宣帝纪》记载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六月诏,其中宣布春夏两季不得破坏鸟巢,探取鸟卵,射击飞鸟,这正是《月令》所强调的维护生态环境的禁令。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的《焦氏易林》有“秋冬探巢”的文字,阐明春夏两季不得破坏鸟巢的制度的确得以实行。《汉书·元帝纪》记载,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六月,因气候失常,“风雨不时”,诏令行政部门认真监察,不许违犯“四时之禁”。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十一月,因地震雨涝,诏书严厉责问百官为什么不遵行“时禁”。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说,所谓“时禁”,就是《月令》中所规则严令遏止的内容。近年甘肃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挖掘出土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其中有关于生态维护的内容。如“孟春月令”有“遏止伐木”的条文,又解释说,直到八月,大小树木都不得砍伐,待秋后“草木零落”时才能够有选择地砍伐。当月又有不许破坏鸟巢的禁令,规则以至空巢也不许破坏。破坏空巢的禁令执行到夏季。假如巢中有鸟和鸟卵,则全年都遏止破坏。又规则,只需是不伤害人类的蛇虫,在九月之前都不得杀害。不许杀害怀孕有胎的动物,则是全年“常禁”。不得杀害幼鸟的规则,也同样是全年“尽十二月常禁”。维护幼弱走兽的禁令,则执行至九月底。这篇文字的日期为“元始五年五月甲子朔丁丑”,时在公元5年,是明白作为太皇太后的诏书发布的。书写在墙壁上,是为了扩展宣传,使有关内容为众人所知。

《明史·职官志三》说到“荐新,循《月令》献其品物”的制度。安定天国文献中也能够看到这样的内容:“特命史官作《月令》,钦将天历记分明;每年节气通记载,草木萌芽在何辰。”这阐明《月令》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确有久远的历史影响。当然,其中有关生态环境维护的内容,在不同的时期,遭到注重的水平可能是不同的。

唐诗的绿色意境

古人的文字遗存中,常常表现出接近自然的情味,也透显露对自然生态的爱心。唐人李章《春游吟》有“初春遍芳甸,千里霭盈瞩;美人摘新英,步步玩春绿”的诗句,表现出对“春绿”的观赏。又如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写道:“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益处,绝胜烟柳满皇都。”这其实说的也是“春绿”。元稹《早春寻李校书》写道:“款款春风淡淡云”,“江弄琼花散绿纹。”“今朝何事偏相觅?撩乱芳情最是君。”能够“撩乱芳情”,使诗人满心欢悦的,正是春光绿色。

其实,唐人诗作中对“绿”的赞誉,并不只仅表现为对“春”的热情,常常还深含着一种对自然的亲和之心和爱重之情。孙逖的“河边淑气迎芳草,林下轻风待落梅”,王维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柳宗元的“泉回浅石依高柳,径转垂藤间绿筠”,温庭筠的“野船着岸偎春草,水鸟带波飞夕阳”,许浑的“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苍苍半绿苔”,雍陶的“新水乱侵青草路,残烟犹傍绿杨村”等,这些写景抒情的名句,都把自然生机的丰满和轻盈,充实和鲜丽,萌动和生长,描画得十分生动新颖。没有对自然的细致察看和深化了解,笔端不可能生出如此生动的文字。而在这种察看和了解的背后,是对自然的倾心酷爱。

我们还看到,在“绿”色背景的衬映下,又有“白鹭”、“黄鹂”富有生机的歌舞。钱起《山中酬杨补阙见过》有这样的诗句:“日暖风恬种药时,红泉翠壁薜萝垂。幽溪鹿过苔还静,深树云来鸟不知。”绿色之中,也有斑斑鹿迹和翩翩鸟影。金圣叹就此评点道:“言暖日恬风,通身和畅,弗与世及,世亦弗及,真为无量快乐也!”这样的了解,可能是比较切近作者的心境的。韦应物《寓居澧上精舍寄于张二舍人》写道:“万木丛云出香阁,西连碧涧竹林园;高斋独宿远山曙,微霰下庭寒雀喧。”对此,金圣叹批道:“此不止是妙诗,直是妙画,且不止是妙画,直是禅家所谓妙境,乃至所谓妙理者也。”

顾惜和维护生态环境,在唐代开通士人中能够说曾经构成了某种共识。郎士元诗“门通小径怜芳草”,皇甫曾诗“独悲孤鹤在人群”,都隐约表现了这种认识。关于生态的破坏,有识见的诗人是取承认态度的。韦庄《天井关》说到建筑关城而使当地植被和相关自然生态遭到破坏性影响的情形:“太行山上云深处,谁向深云筑女墙。”“斸开树绿为高垒,截断峰青作巨防。”有人评价这首诗时,试图从批判不务德而务险的视角来剖析。其实,假如以生态维护的眼光察看,应当看到这是对“斸开树绿”,“截断峰青”的批判,也迂回表达了维护自然生态的观念。又如寒山诗:“昨见河边树,摧残不可论。二三余干在,千万斧刀痕。霜凋萎疏叶,波冲枯朽根。”“霜凋”、“波冲”当然是自然要素,但“千万斧刀痕”则是人为的“摧残”。王建《题金家竹溪》说到“山头鹿下长惊犬,池面鱼行不怕人”,实践上触及人和野生动物的关系。他的《寄旧山僧》中“猎人箭底求伤雁,钓户竿头乞活鱼”等诗句,则褒扬了维护动物,爱助生命的行为。韦应物《述园鹿》有“野性本难畜,玩习已逾年”,“不得游山泽,跼促诚不幸”句。他在《虞获子鹿》中还写道,有人畜养捉获的小鹿,园中虽有美草清流,但是“谁知其思岩谷云游”?小鹿内心的愿望,还是盼望回到自由的天地。当然,这些诗句有些还另有深意,能够作政治寓言了解,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借对生态条件的剖析来阐明世事人生的道理,也足以反映了当时某些社会层次的人们维护生态环境的观念。

 

“何必食肉寝皮”

《史纲评要》卷一《三皇五帝纪》“有巢氏”条下,说到太古时期人类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又取其兽皮蔽身的情形。论者评论道:远古时期,人类遭受野兽的摧残,为了自卫,为了生存,所以“茹毛饮血”,圣人肯定这种做法,也仅仅只作为一时权宜。而现今禽兽曾经基本没有力气和人类抗争了,何必还要“食肉寝皮”呢?同卷“太昊伏羲氏”题下又说:捕杀鸟兽,原本是原始时期人们为了生存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不能说不行畋猎、不杀六畜就是与“圣人”学说相悖的“异端”。这两段话,能够看作古代有识之士的野生动物维护宣言,其中所表现的生态维护认识,是相当可贵的。

元人方回的《乳虎行》,描写了猎虎者“生擒二彪”,“食肉寝皮”,所谓“勇士挥戈血鲜滴”之后,母虎为乳虎哀痛的情形:“滴血满地遗腥臊,顽嚣昏暮来咆哮。舐沙啮土擦树木,如哭如泣空哀号。”字里行间透露着诗人的同情,似乎随着所谓“血鲜滴”悄然簌落,濡染了读者的情感。《史纲评要》一书“何必食肉寝皮”这样具有新颖见解的谈论,在当时思想骚动的年代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生态观念史的遗存中,也是闪烁明智和文化之光的亮点的。

清代学者钱大昕的《十驾斋养心录》卷下有“鸡鸭谏议”条,说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高宗发布诏书,遏止在阴雨成灾时屠杀动物祈祷放晴,禁屠的动物中致使包括鸡鸭。右谏议大夫借此赞颂皇帝的德政。中书舍人胡寅笑道:鸡鸭的事,难道也是谏议大夫主管的吗?听说女真统兵将具有称“龙虎大王”的,下次北军南犯,就让“鸡鸭谏议”去抵挡“龙虎大王”好了。胡寅的讪笑是有道理的。动物维护对象居然至于鸡鸭,的确有扩展化的倾向。但是“鸡鸭谏议”的故事,则又阐明动物维护观念的确是和儒学讲求仁政德治的正统认识相互契合的。宋高宗央求对鸡鸭中止维护,并没有科学认识的背景,只是出于“仁”、“德”宣传,并把这种仁德推及鸡鸭身上,于是胡寅以残酷的民族战争为反衬,给予坦率的讥讽。

“究天人之际”

关注天人关系的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有普遍深化的影响。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曾表示要将“究天人之际”作为自己终身的文化义务。从某种意义上说,“究天人之际”作为一种科学目的而为人文学者所看重,也表现了中国文化肉体的一大特性。

汉初名臣晁错在一篇上奏皇帝的文书中发表了有关生态环境维护的意见。其中说道:让德政进步,使得天上的飞鸟,公开的水虫草木等都为其蒙被,然后才干使得“阴阳调”,“风雨时”,维持良好的生态次序。这种试图以人为要素影响“天”的意志的主张,其实表现了比较开通的生态认识。汉宣帝时,御史大夫魏相上书引述《明堂月令》的内容,主张顺应阴阳四时执政。他说:执政者的行为“奉顺阴阳”,则“风雨时节,寒暑调和”,“灾害不生”,五谷歉收。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气表达方式。汉代铜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熟”、“风雨常节五谷熟”、“风雨时节五谷成”等文句,都表达了同样的社会愿望。中国古代生态维护认识较早成熟,正与农耕生活对自然生态条件的高度依赖有关。这种追求人与自然调和的理念,自身就是具有科学意义的。而中国早期的农学和医学,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得以兴隆的。

在反映中国古代生态维护认识的种种文化遗存中,假定剥去神秘主义的外壳,能够发现其科学思想的内核。《孟子·告子上》说,齐国都城临淄左近的牛山曾经草木茂美,但由于位于都市的近郊,人们随意砍伐,还能够茂美吗?当得到雨露的润泽,又会生长新芽嫩枝,但是在这里放牧牛羊,就又变得光秃秃的了。所以说,得到滋养,万物都会生长;失去滋养,万物都会消亡。孟子富有哲理的名言:“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包含着生态均衡的思想。古人以为山林能够坚持水土、调理气候。假定斩伐林木没有“时禁”的话,是会招致水旱之灾的。可见古人很早就曾经发现山林植被有涵养水分,进步空气湿度,增加降水的作用。古代护林的礼俗制度还包括定时采伐,以维护山林的再生才干;遏止野焚,以维护山林以及鸟兽昆虫;遏止砍伐幼树,以维护山林的自然更新。

成书于东汉的早期道教经典《安定经》提出了“自粪”的概念,应与人工施肥不同,是指动植物死亡之后重新返回土壤,为新的生命提供营养。这样的认识,相似今天循环经济的思想。中国古代的劳动者还发明了充沛应用生态条件的运营方式。《农政全书》记载,人们在塘岸上设置羊圈,每天扫羊粪于塘中,以为草鱼的饲料。而草鱼的排泄物又能够饲养鲢鱼。《广东新语》、《湖雅》等著作也记叙了水塘上中下层鱼混养的方式,有的学者指出这是对水体的一种平面开发,对自然资源的一种综合应用。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肯定了中国文化渊源中“自然主义学派”的作用。他还留意到古代中国人十分强调自然界的统一性以及个人与自然合一的特性。总之,我们在总结中国文化关于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时,不应当遗忘有关生态维护的思想和礼俗构成,由于这些文化遗产的存在,不只标志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成就,而且关于增强今天人们的生态维护认识,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启示与自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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