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FFP 0sifu oasis 动植物保护乐土公益网: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生态环境伦理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推崇天人合一; 在土地问题上, 提倡“土地为本”、“地德为首“; 在水和森林问题上, 倡导“儆山 ...


中国古人的生态环境伦理意识 FFP 0SIFU OASIS - FFP.OSIFU OASIS - FFP OSIFU OASIS动植物保护

 


   20世纪中期以来, 科学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计算技术以及新型材料技术的发展, 使探测火箭、宇宙飞船遨游太空, 去探索更深的宇宙奥秘; 化学工程、生物工程、克隆技术的发展, 创造了“上帝”所未曾创造的新型物质、新的生命; 信息革命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梦幻般的遐想。总之, 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神奇的威力, 给人类带来了高度的物质文明。但是, 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 由于过去长期的“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思潮作祟, 急功近利, 没有规划和毫无节制地掠夺大自然, 使人类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首先是环境污染日益突出。臭氧层空洞扩大;温室效应使全球逐渐变暖; 酸雨、酸雾扩散面积加大和频率急骤增高; 河流污染、海洋污染, 使世界范围内不少河流成为“死河”, 近海水域赤潮频繁发生,使海水变质; 土壤污染, 食物污染也十分严重, 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粮食生产和人类的生命安全。其次是资源锐减。森林乱砍滥伐, 世界森林的面积每年以800万至200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 水土流失严重。仅以中国为例, 50年代初, 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16万平方公里, 而目前已增加到约160万平方公里, 增加了38%; 水资源紧张, 全世界有40多个国家严重缺水。在中国, 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200多个城市受到水资源缺乏的威胁。另外, 能源缺乏, 粮食匮乏等, 也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再次是人口激增。人类经过几十万年漫长的岁月, 到本世纪50年代初, 全球人口才不过24亿, 现在已突破50亿大关。短短40年, 世界人口增长比数十万年还快。据有关专家预测, 到2030年, 全球人口将突破100亿大关。而人口的急骤增加, 又给环境、生态、资源造成新的危机。面对这种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 怎么办? 这就需要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展望21世纪, 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各国人民除了用政治、法律、经济等手段来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外, 还应该用生态环境伦理道德来进行调整。我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生态环境伦理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有很丰富的文献资料。认真学习、总结、研究这些宝贵的思想和文献资料, 对我们解决21世纪的生态环境伦理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一、 在人与自然的整体关系上, 推崇天人合一

    古代中国是以农业为主的, 人们“靠天吃饭”, 所以, 人和天的关系休戚相关。也正因为如此, 自古以来, 许多思想家对天人关系进行了认真地研究和探索。这种研究和探索实质上就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相分”等观点, 表述了人们对人与天即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看法。当今, 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的时候, “天人合一”的思想对维护自然界的生态环境平衡、拯救人类更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伦理观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的精华之一, 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道德原则。

 “天人合一”是一个哲学命题, 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伦理原则。“天人合一”的观点起源于西周时代。周宣王时的展尹吉甫作《民》之诗, 诗曰: “天生民, 有物有则, 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 《诗经·大雅》) 翻译成现代话就是: 上天生此芸芸众民, 所有事物, 必有法则, 人们顺其本质常性, 因而爱此美善之德。这里面包含有人民的善良德性来自天赋的意义。但是“天人合一”这个命题的出现则较晚。汉代董仲舒曾说: “天人之际, 合而为一。”( 《春秋繁露· 深察名号》) 还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天人合一”思想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 到了宋代, 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 “儒者因明致诚, 因诚致明, 故天人合一。”( 《正蒙·乾称》) 这里所谓“诚”, 指天道, 又指圣人的境界。以“诚”为天道, 即认为天是真实的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明”是肯定世界的实在性, 是对世界的认识理解。意思是说, 圣人因对世界的认识理解, 就能知道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 因为知道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 所以也就能正确地认识世界, 达到人的认识与世界的统一。总之, 在张载看来, 天和人都是实在的, 天与人是统一的。后来, 王夫之、戴震等人, 也都进一步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作为生态环境伦理原则, 这里的“天”, 不是中国哲学史上“上帝主宰之天”, 也不是“神秘莫测之天”, 而是自然之天, 人当然是自然的人, 因同属自然, 所以, 具有相通相合之处。正因为如

此, 为了使自然和人类长期和谐统一发展, 中国思想家们十分推崇“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伦理观, 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怎样处理人和天关系即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系列具体道德规范。第一, 天地是万物之父母, “与天地合其德”。《周易》最初的八卦, 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代表着八种物体, 就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这八种物体是组成自然界最重要的东西, 它们代表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这是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一种直观的认识。不仅如此, 他们还认识到天地是万物之父母。《易传》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合气, 万物自生”。万物生生是自然生态的自身功能。人自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张载说: “人但物中之一物耳。” ( 《语录》上) 他又说: “天称父, 地称母, 予兹貌焉, 乃混然中处。”( 《西铭》) 就是肯定人类也是天地的产物即自然的产物。既然天地是万物之父母, 人们就应该“乐天知命”, 发挥德行的作用, “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周易·文言》) 还要“敦乎仁”。( 《周易·系辞》) “合其德”也好, “敦乎仁” 也好, 就是使人与自然生态双方和合而生生不息, 和合而生生日新。第二, 人和自然万物是兄弟朋友, 应互相友爱。孔子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他说: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 《论语· 阳货》) 他主张敬天法天, 提出“畏天命”和“唯天为大, 唯尧则之”之说。同时, 他在讲“仁”和“爱人”时, 又讲到“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 《论语·雍也》) 要求人要热爱自然。张载说: “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 《正蒙· 乾称》) 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 世间万物均是我的朋友, 应该互相爱护, 特别是人更应该普爱众生, 泛爱万物。第三, 顺应自然, 改造自然, 天人相互协调。《周易· 大传》主张: “裁成天地之道, 辅相天地之宜”,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曲成万物而不遗。”强调应调整自然, 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对天地之化加以“范围”, 即加以制约; “曲成万物”, 就是对万物则委曲成就。这里, 一方面尊重客观规律, 即“顺应自然”; 一方面又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改造自然, 使其天人相互协调。张载主张“本天道为用”, ( 《正蒙·太和》) “范围天用”, ( 《正蒙· 大心》) 把天之“用”与人之“用”统一起来。王夫之发挥了中国历史上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 提出“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 的思想。他认为, 只要遵循自然法则, 即“受命”, 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即“造命”。“惟循理以畏天, 则命在己矣。”( 《读通鉴论》卷二十四) 另外,他还反复强调“尽人道而合天德”。他说: “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 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 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 ( 《周易外传》卷二) 天的根本性质是健, 每日旋转一周, 速度很快, 即“天行健”; 人的生活特点是动, 人的动与健是一致的, 进而达到和谐即“合天德”。在中国古代, 荀子曾提出过“人定胜天”的思想。在生态危机尚不明显的小农社会, 这一思想对于人类不断摆脱自然盲目性的束缚, 具有十分重要的激励价值。因而他的思想也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这种思想在今天人们和特大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时候, 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 在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现代, 对“人定胜天”的思想就要加以严格限制。否则, 高扬这种思想, 就会使一些人盲目掠夺自然, 破坏生态平衡, 给人类的生存条件造成严重的损害。总之,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 只要我们继承发扬“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精华, 剔除其在论证中所包含的某些神秘主义和宗教迷信思想, 把“天”还原为真正的自然, 并结合现代科学文明, 对其加以新的诠释, 那么, 它对维护生态平衡, 迎接21世纪人类美好的生活, 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在土地问题上, 提倡“土地为本”、“地德为首”

  土地问题,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据考古发现, 早在大约一万年以前, 我们的祖先就已在中原大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由于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小农自然经济社会, 土地成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 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农学家, 对土地问题都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见解, 也展开过讨论。他们不仅从养育人民、发展经济、安邦治国方面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意见, 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土地伦理道德。

    第一, 土地是“食之本”、“国之宝”。早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时期, 人们就把土地看成是衣食的来源。据历史记载, 周厉王时, 卿士召虎 ( 穆公) 在进呈治国建议时就说: “土之有山川也, 财用于是乎出。”“其有原隰衍沃也, 衣食于是乎生”。( 《国语·周语上》) 就是说, 土地是财富和衣食的来源。春秋战国时期, 晋国韩献子看到了土地的重要, 第一次提出了土地国宝论的主张。他说: “夫山、泽、林、盐, 国之宝也。”( 《左传·成公六年》) 孟子也说:“诸侯之宝三, 土地、人民、政事。”( 《孟子·尽心下》) 《管子》一书更是反复强调了土地的重要: “地者, 万物之本原, 诸生之根菀也。”“夫民之所生, 衣与食也。食之所生, 水与土也。”( 《水地》、《禁藏》) 郑国法家申不害对土地的宝贵程度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 “四海之内, 六合之间, 曰:奚贵? 曰: 土贵, 土, 食之本也。”( 《太平御览》) 就是说, 四海之内, 宇宙之间( 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称“六合”) , 什么最贵呢? 回答是土地。此后,中国两千多年来, 人们一直把土地作为生命之本。1894年, 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说: “夫地利者, 生民之命脉。”正因为土地是人民生命之本, 是国家之宝, 所以, 人人必须爱护它, 而且要用法律保护它。

     第二, “地德为首”。由于人民的衣食来源于土地, 国家的财政来源于土地, 国家的富强依靠于土地, 所以, 古代的一些思想家甚至把对土地的态度看作道德的主要内容之一.孟子主张实行仁政, 而仁政的根本内容之一是让人民有固定的财产。他说: “民之为道也, 有恒产者有恒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 苟无恒心, 放辟邪侈, 无不为己.”( 《孟子·滕文公上》) 意思是说, 有一定产业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就会胡作非为, 违法乱纪, 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这里, 孟子把“恒产”即土地田产和“恒心”即“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直接联系了起来, 把政治要求、道德理想和土地田产直接联系了起来, 反映了人民在土地问题上的道德理想。《管子》一书中甚至明确提出了“地德为首”的命题, 把土地道德看成是一切道德之首。它说: “理国之道, 地德为首。君臣之礼, 父子之亲, 复育万人, 官府之藏, 强兵保国, 城郭之险, 外应四极, 具取之地。”这里, 充分而全面地阐述了土地在封建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正因为土地在社会中如此重要, 所以, “地德为首”就顺理成章了。为了保护土地, 《管子》中还专门论述了保持城市与乡村适当比例和人地平衡的思想。它指出, 如果城市规模过大, 农村相对狭小, 就会导致“其野不足以养其民”; 缺乏必要的农产品供应, “其藏不足以共其费”; “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关于人地平衡的问题, 它说:“地大而不为, 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 命曰人满。”在当时人少土地广的情况下, 《管子》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实在难能可贵。

      第三, 因地制宜, “尽地力之教”。土地资源是有限的, 而且受气候、水利、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影响, 因此, 因地制宜, 合理利用土地, 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农业经营管理问题, 也是一个土地道德问题。对这个问题, 孟子曾说: “不违农时, 谷不可胜食也。”( 《孟子·梁惠王上》) 意思是说, 如果在农民耕种收获的季节, 不去妨碍生产, 那粮食就会吃不尽了。荀子反复论证了“上得天时, 下得地利, 中得人和”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上不失天时, 下不失地利,中不失人和”, 就能生产出很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否则, 就会导致“天下敖然, 若烧若焦”( 《荀子· 富国》) 的恶果。他又说: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四者不失时, 故五谷不绝而民有余粮。”( 《荀子· 王制》) 为了真正做到不违农时, 因地制宜, 战国时李悝曾提出并实施了著名的“尽地力之教”。( 《汉书·食货志上》) 要求从各方面努力提高农用土地的生产效力问题。认为“农事害”为“饥之本”, ( 《汉书·食贷志上》) “农伤则国贫”。为此, 他要求政府采取一切措施, 教育人民, 精耕细作, 充分挖掘土地潜力。为了合理利用土地, 许多思想家、农学家对农业生产实践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提出了知时、知土、知物性、精耕细作、兴修水利、选种、施粪、锄草、防风、防虫等一系列科学技术理论。正因为如此, 使中国的农业技术不断得以发展,农业生产不断得到提高。我国历史上关于土地道德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的, 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的土地道德传统, 在今天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资源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 耕地面积的锐减使耕地问题日益突出, 已成为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我国目前人均耕地不及世界人均耕地的47%。全国已有666个县( 区) 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 8亩警戒线。不仅如此, 而且耕地总体水平低, 受沙漠化影响, 干旱、半干旱地区耕地的40%不同程度退化。全国有30%左右的耕地不同程度受水土流失危害。在这种情况下, 进一步提高对土地资源的战略认识, 加强土地立法, 树立土地道德, 就显得格外重要。江泽民同志曾多次指出: “保护耕地, 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李鹏同志1990年6月曾题词: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 切实保护耕地, 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1998年10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一次明确指出: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 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资源, 防治水土流失, 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 改善生产条件, 保护生态环境。”这些规定, 既是我们关于农业发展的基本国策, 从某种意义说, 也是我们新时期必须认真实践的农业道德。

三、在水和森林问题上, 倡导“儆山泽”、“养山林”

   在中国古代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 水和森林的问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古典文献中, 这方面的论述俯拾即是。归纳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水是“万物之本源”, 关系到国家民族之兴亡。从远古到今天, 水的问题一直与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息息相关, 洪水问题也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水的问题解决的好坏, 不仅可以影响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 关系到农业的增产丰收, 而且还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兴亡。相传早在唐虞时代, 洪水泛滥, 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于是, 帝舜命禹“平水土”。禹受命后, 十三年中三过家门不入, “开九州, 通九道”, 终于治好了水, “众民乃定, 万国为治”。 (《史记·夏本纪》) 相反, 夏、商后期, 由于没有治好河水, 结果如《史记·周本纪》所说: “昔伊、洛竭而夏亡, 河竭而商亡。”就是说, 夏、商两朝之所以灭亡, 是和伊水、洛水、黄河的干涸的自然灾害是有关的。《管子》一书十分重视水的问题, 说: “水者何也, 万物之本原也, 诸生之宗室也, 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又说: “沟渎遂于隘, 障水安其藏, 国之富也。” 就是说, 水是万物的本原, 一切生命都来自水, 就是善恶美丑、好人、坏人, 也离不开它。沟渠畅通, 河床没有障碍物, 河水涛涛而流, 国家就能富裕起来。正因为如此, 历来为政的明君贤臣都十分重视水的问题。清朝徐栋、丁日昌说: “是水利一道, 有关民生甚钜, 为有父母斯民之责者第一要政。”“政莫善于养民, 养民莫大于水利。”( 《牧令书辑要·农桑》) 第二, 提倡和奖励植树造林。西周时代, 人们对生态环境就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 提倡植树造林。当时, 还专门设立了管理林业的官。在中央政府中设天官冢宰和地官大司徒, 把制定森林管理的政策和法令作为他们的职责之一; 下有“山虞”、“林衡”等官吏, 分别负责森林的管理和日常巡视。同时, 还制定了森林保护的政策和法令, 其主要内容有: 其一, “斩材有期日”, 就是砍伐树木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 其二, “窃木者有刑罚”, 就是偷伐林木者要给予刑罚; 其三, “仲冬斩阳木, 仲夏斩阴木”, 就是在规定砍伐的不同季节里, 只准砍伐规定的林木。另外, 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当时主要有: ( 1) 封疆社林, 就是在各封国的四周植树造林; ( 2)城郭沟池林; ( 3) 国营行道树, 就是在国家经营的道路两旁要植树; ( 4) 坟墓纪念树, 严格按等级在坟墓上种植不同的树; ( 5) 广植经济林, 像《诗经·魏风· 园有桃》中所说“园有桃”、“园有棘”等。

   《管子·立政》认为, “富国有五事”, 其中之一就是: “山泽儆于火, 草木殖成, 国之富也。”所以, 主张“修火宪, 儆山泽, 林薮积草”。荀子也明确提出: “修火宪, 养山林”( 《荀子·王制》) 的主张。为了鼓励植树造林, 《管子· 山权数》中载有管仲向齐恒公提出的建议: “民之能树艺者, 置之黄金一斤, 直食八石。” 就是说, 对植树造林的好手, 要给以重金奖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战争频繁, 林木破坏相当严重。晋代采取了在官行大道上培植行道树的措施。北齐颁布了禁止焚林的命令。后魏时期的《齐民要术》一书, 不仅积极提倡植树, 而且总结前人的经验, 提出了因地植树的一系列措施。如“下田停水之处, 不得五谷者”, 可以种柳; “山涧河旁及下田不得五谷之处”, 可种柞, 等等。第三, 禁止滥捕乱伐, 保护生物资源生态平衡。早在春秋战国时代, 人们就认识到不能滥捕乱伐。孟子说: “数罟不入池, 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 梁惠王》) 意思是说,如果细密的鱼网不到大的池沼里去捕鱼, 那鱼类也会吃不完了; 如果砍伐树木有一定的时间, 木材也会用不尽了。在孟子看来, 这样, 可以使老百姓死葬都没有不满, 这就是王道的开始。否则, 滥捕乱伐, 老百姓没有鱼吃, 没有木材用等, 老百姓生养死葬就会不满, 那还有什么王道可言! 一句话, 孟子把滥捕乱伐的问题提高到王道政治的高度。荀子也表述了同孟子相同的看法。他说: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 则斧斤不入山林, 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 鼋鼍鱼鳖鳅山孕别之时, 罔罟毒药不入泽, 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 ..污池渊沼川泽, 谨其时禁, 故鱼鳖尤多, 而百姓有余用也; 斩伐养长不失其时, 故山林不童, 而百姓有余材也。”( 《荀子·王制》) 秦汉时期, 《淮南子·主术训》中说: “不涸泽而渔, 不焚林而猎。”意思是: 不把湖水汲干来捕鱼, 不焚烧森林来猎取野兽。上述这些论述, 都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其目的都是为了保护生物资源, 使其免受破坏。另外, 在我国古代, 人们为了生态平衡, 还有许多保护有益动物的事例。例如, 《礼记·郊特牲》的“八蜡”祭典中便有“迎猫, 为其食田鼠也; 迎虎, 为其食田豕也”的记载。人们欢迎它们, 自然就不会伤害它们了。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古代思想家们还批评占江围湖、盲目围垦等破坏生态平衡的做法。如宋代以后, 江南地区一度占江围湖、盲目围垦的现象日趋严重。南宋袁说友在《论围田之害》中说, 盲目围田必然导致“有水则无地之可, 有旱则无水之可戽, 易水易旱, 岁岁益甚”( 《宋会要辑稿》“食货”) 的恶果。清初顾炎武也说: “宋政和以后, 围湖占江, 而东南之水利亦塞, 于是十年之中, 荒恒六七, 而较其所得, 反不及前人。”( 《日知录》卷十) 这些思想都是非常可贵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当前, 我国生态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很突出。特别是去年夏天, 长江、松花江、嫩江遇到了百年罕见的洪水灾害,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长江、黄河、松花江上游由于大量原始森林被砍伐、江河上植被破坏和盲目开荒造成的。因此, 水土保持和水资源保护、森林保护和森林资源建设的任务就十分艰巨。现在中央已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1999年1月7 日, 中央又公布了根据江泽民、李鹏、朱基同志的指示, 由国家计委组织有关部门制订、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规划》不仅论述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概况, 而且还规定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布局、优先实施的重点地区和重点工程、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措施。《规划》要求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创业精神, 大力开展植树种草, 治理水土流失, 防治荒漠化, 建设生态农业, 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 建设祖国优美山川, 是把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大战略部署”。总之, 整个《规划》包含着政治的、经济的、法律方面的要求, 也包含着生态环境伦理方面的基本要求。我们应认真学习、贯彻中央这个《规划》, 并继承发扬我国古代生态环境伦理方面的优秀遗产, 为在21世纪中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作者:许启贤

(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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